史上最殘酷的焦土戰略「花園口決堤事件」

史上最殘酷的焦土戰略

1938年的今天，中日戰爭正酣之際，中國戰場發生一件不可思議、而且慘絕人寰的「無差別大屠殺」事件。屠殺工具，不是用槍砲，而是用洪水（將黃河決堤）；屠殺對象，則是不分敵我，一切生靈，盡付水淹。而下令屠殺的，則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根據各方紀錄來看，有1200萬人受災，數百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罹難。這只是事件的直接受災人口，還不包括洪災過後的「河南大饑荒」（1941-1943，與洪災有因果關係）導致的兩、三百萬人罹難。在歷史上，這起大屠殺被稱為「花園口決堤事件」。

「花園口決堤」的決策緣起，遠因是中國古代（如戰國、三國）的水攻之計，近因則是國民政府在抗戰奉行的「焦土政策」，這是抗戰三大戰略（焦土抗戰、全面抗戰、長期抗戰）之一。它的配套是「堅壁清野」，務必讓日軍在佔領區拿不到任何好處。這就意味著，要搶在日軍之前，對它準備棄守的區域燒光（如1938年長沙大火）或毀光（如1938年花園口決堤）。「焦土抗戰」固然陳義悲壯，但當時已被譏為「不抗戰而焦土」；而且產生邏輯的背反（在「抗戰是為了拯救中國人」的前提下，可導出「殺中國人，是為了救中國人」，或「為了救中國人，必須殺中國人」的荒謬推論）。更恐怖的是，它是透過加害同胞的手段來加害敵人，而且完全沒有比例原則可言。

「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大諷刺

以花園口決堤事件而言，日軍傷亡不多，只有數千人溺死，中國卻有近百萬無辜百姓死亡；國府希望「以空間換取時間」，阻卻日軍沿隴海鐵路西進，從河南的鄭州南進湖北的武漢（抗戰初期的臨時首都）。然而事實證明，國府所換得的時間相當有限，因為黃河決堤後，日軍仍繞道西進，陸續增兵，6月18日即下達漢口作戰準備命令；等兵力集中，更在8月22日下達漢口作戰命令；經兩個月激戰，10月27日攻下武漢三鎮。這區區兩個月（6月至8月）就是國府換得的時間！為了這兩個月，中國百姓付出無比慘重的代價，而且禍延到1940年代還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早於抗戰之前和之初，中國就有多人倡議焦土作戰，代表性人物為桂系的李宗仁。及至抗戰發生，就有多人先後向蔣介石建議水攻，例如陳果夫建議在武陟決堤、陳誠建議在黑崗口決堤等；甚至連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也參上一腳，向蔣介石建議在黃河做「有計畫的人工泛濫」。可見這不是蔣介石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國民政府一群高參、高將獻策的餿主意（最後獻策的是程潛），而他們都知道會淹死大量的老百姓。

根據參與者的相關憶述（如《熊先煜回憶錄》），決堤的決策始末是由程潛（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後來投共）向蔣介石請示，蔣介石核准；第八師（程潛所轄）師長蔣在珍採納參謀熊先煜的建議，決定在花園口決堤，並命熊先煜主持決堤工程，利用炸藥炸開黃河堤口。

慘絕人寰的災區景象

根據統計，黃河決堤後，蔓延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共44縣。罹難人數並無定論，一般採用89萬人的數據，這是經過實地調查和合理推估的。但在數字背後，真實的受災情形更令人心驚。1947年河南省社會處輯印的《河南省黃泛區災況紀實》如此描述：「泛區居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有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倖不死，因而僅保餘生，大都缺衣乏食，魂盪魄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饑餒煎迫，疾病侵奪，往往橫屍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凡幾。幸而勉能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艱苦備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因之賣兒鬻女…而人市之價日跌，求售之數愈伙。於是寂寥泛區，荒涼慘苦，幾疑非復人寰矣！」

另一段提到留在黃河泛濫區的災民：「迫於饑饉，無暇擇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觀音粉爭相充饑。草根樹皮，亦被羅掘殆盡。糠秕雜食，反為上饌。食後面目浮腫，肌膚綻裂；或便秘脫肛，伏地慘呼…並有以枝掏取腹糞，俾免秘結脹死。」這還不是最慘的（也許筆下仍有保留），之後的河南大饑荒，就連人肉、糞便也吃了。

從上述可知，花園口決堤，老百姓所受的苦難，淹死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逃難死、病死、餓死、毒死、買賣人口、吃人肉等慘絕人寰現象。許多災民顛沛流離逃到陝西，因而陝西淳化縣（在咸陽北方）也流傳一首歌謠：「蔣介石扒開花園口，一擔兩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

© 由 民報 提供

人類永遠之敵：蔣介石

至於造成花園口決堤的主凶（國民政府）和從凶（日本），則在第一時間相互指控。日本國內的報紙以斗大標題寫道：「人類永遠之敵‧蔣介石」、「黃河潰決濁流滔滔，支那良民數十萬水葬」，並說「皇軍勇敢盡力救濟災民」。然而日軍的救濟只是杯水車薪，蜻蜓點水而已，他們的目的是打仗，而非慈善。而且花園口決堤，是因日軍侵華而起，日本完全沒有因果和道德上的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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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更為誇張，第一時間就賴給日軍，說是日軍轟炸所致，作賊的喊捉賊。不過這話騙得了非災民，騙不了災民，上述〈蔣介石扒開花園口〉就是一例。1944年，好萊塢導演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為美軍拍攝的系列宣傳片《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第七部的〈中國戰役〉（The Battle of China），已顯示是中國方面決堤。1965年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監製）的〈中國之怒吼〉也承認：「日本要想向鄭州進攻的時候，中國就把黃河南岸的堤炸開」，並直言「這也是焦土抗戰的一種方法，當地人民依然受到重大的犧牲」。然而這畢竟是傷天害理的極致，到了1982年，參與決堤的魏汝霖發表〈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一文，不知出於何種考量，索性把謊言扯到底：「故災區人民，扶老攜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鷄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

戰爭考驗人性，沒有最瘋，只有更瘋

李敖的《蔣介石評傳》，則提到他有一天跟一位曾經當台籍日本兵的政大日語教授陳文忠夜談。花園口決堤時，陳文忠正以陸軍通譯官身分，在河南省的日軍部隊中，為日軍司令官做翻譯，「據陳文忠說，當時他半夜醒來，發現水深及膝，才知道黃河決了堤。李敖問他日本人有沒有想到中國人會炸堤？他說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斷，要淹死日軍三個師，中國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萬，蔣介石不會這樣殘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斷錯了。蔣介石的殘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花園口決堤事件，證明戰爭的瘋狂沒有極限。二次世界大戰，國民政府水淹千萬人口，希特勒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日本政府甚至喊出「一億人玉碎」的口號，都是沒有最瘋，只有更瘋。但激情過後，理性總會抬頭。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花園口決堤這一「以百姓為芻狗」的事件，絕跡於各級教科書。但為了宣傳蔣介石抗日的功勞，某些場合又不得不透露一點。無論如何，絕大部分國人不知道這段史實，因而蔣介石能安穩的接受「民族救星」的封號受人膜拜，而他和國民政府那段「水淹民族」的歷史，也就湮沒不彰了。